◎ 图1 顺治帝御赐 戴明说朱文方印
这方印章，在清代人的记载中都说是“银印”，也是戴明说常用印之一。从传世实物看，通常钤盖于右上角，印为明代到清代的官印样式，宽边，阳文篆书，边长宽均为7.8厘米，行四字，右读。这方印章在戴明说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使用，甚至用于他自己鉴藏的书画。例如著录于《石渠宝笈》卷三十六的《宋徽宗五色鹦鹉图》，此图隔水中即钤有这方大印，乾隆时期，画入藏清内府，在《石渠宝笈》著录时亦有记录这些印文，今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这方印的赏赐，清代人最早的记录是康熙初年魏宪所编《百名家诗选》卷十四的戴明说小传：
公（指戴明说）曾承世祖皇帝命临画，颁赐银章，至今传为盛事。
公（指戴明说）曾承世祖皇帝命临画，颁赐银章，至今传为盛事。
魏宪与戴明说是同一时期的诗人，此后清中期的翁方纲（1733—1818）和晚清的杨钟羲则更具体记载了御赐印文，例如杨钟羲《雪桥诗话》所记：
翁覃溪（即翁方纲）诗：国初沧州戴道默，风动素缣便婆娑。画禅米芾丹篆章，赐出上方开宝色。谓御赐印曰米芾画禅，烟峦如觌，明说克传，图书用锡也。
翁覃溪（即翁方纲）诗：国初沧州戴道默，风动素缣便婆娑。画禅米芾丹篆章，赐出上方开宝色。谓御赐印曰米芾画禅，烟峦如觌，明说克传，图书用锡也。
这里著录的印文只差了一个字，即“图书”应为“图章”。顺治帝晚年耽爱汉文化，跟汉臣学画，并且效法明代初年皇帝的做法，将印章赏赐给臣子。据前引李遇春的论文，明代大规模给臣子赏赐印章，是从明宣宗时期开始的，值得注意的是，明宣宗是明代以书画翰墨著称的第一位帝王。顺治帝当然对此历史了然于胸，他给戴氏赏赐银章，除了笼络汉臣外，也有显示自己承继了明代正统的寓意。
存世所知见的由清代皇帝所颁赐的印章，似乎仅有戴明说这一方，不过清代由此开启的御赐印风气，则长盛不衰。从康熙时期起，将皇帝御赐珍物的恩荣刻印钤盖，逐渐在上层官僚中兴起。
顺治朝之后，给臣工赐印的风气消失，原因不详，不过随着继位的康熙帝年龄渐长，他对于汉文化的热爱加深，尤其是喜爱董其昌的书法，日夕临摹，使康熙帝成为清代帝王之中擅书的佼佼者。在康熙中叶之后，康熙帝经常以御笔书法赏赐大臣，受赏者们多会将此刻印记事，并且作为常用印章。
比较典型的，如经常随侍康熙帝身边的文学侍从王原祁（1642—1715），他最常用的一方椭圆形的引首印，文为“御书画图留与人看”。这方印的样式，属于早期的御赐印形式，上方为横排的“御书”二字，下部为两行竖排的白文“画图留与人看”，两侧有阴刻双龙绕护。王原祁得印的经过见于张庚《国朝画征录》，但未记年月。根据《石渠宝笈三编》记载，王原祁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寓畅春园时所画的作品已钤有此印。有趣的是，由于这方印总是钤盖于题款的右上角，凡见诸《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抄录原题之外，必定以这方印文作为印章著录的开端，后世的读者在读《石渠宝笈》时，自然也会时时体会王原祁的用心。
王原祁官至户部尚书，经常随侍南书房或者塞外，能得到康熙帝的题诗墨宝是自然而然的。康熙帝也是一位风雅的君主，甚至到江南巡视途中，他也会召见地方名士（多数是翰苑中人），颁赐御书，受赐者自然视为无上荣耀，刻印纪恩。如名士尤侗（1618—1704）有椭圆形朱文“御题鹤栖堂”印（图2）。按《词林典故》卷四记载：
康熙三十四年，驾至苏州，在籍检讨尤侗进颂及诗，御书“鹤栖堂”三大字以赐。谨按，词臣恩赐宝翰皆在朝者为多。
康熙三十四年，驾至苏州，在籍检讨尤侗进颂及诗，御书“鹤栖堂”三大字以赐。谨按，词臣恩赐宝翰皆在朝者为多。
◎ 图2 尤侗用“御题鹤栖堂”印
从记载可知，这次赏赐御书属于“特恩”。尤侗为明末已经成名的名士，康熙三十四年（1695）已经年近八旬，又曾经是皇帝身边的翰林供奉，康熙帝为了表示眷顾，特赐御书。在尤侗晚年，这印章也经常出现在他的书迹之中。
还有一桩值得一提的御赐印作为收藏印的疑案。昔日故老相传，乾隆初年以鉴藏著名的朝鲜人安岐（1683—1745）经常使用的收藏印有“御题图书府”“御题翰墨林”等，于是《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等工具书，都将这些内容藏印归在安岐名下。不过安岐出身只是“包衣”，后来成为富商，从来没有和宫廷发生关系。有学者曾经撰文猜测其来历可能与安岐藏品后来归入乾隆御府有关。不过后来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根据近年来的研究，安岐的收藏品基本上来自清初卞永誉（1645—1712），卞永誉在康熙朝官至福建巡抚、刑部侍郎，能够得到康熙帝的御笔书题当然合理。这些“御题”印全部为卞氏式古堂所有。
总结顺治、康熙两朝，顺治朝还留存了一些明代的遗风，直接制印赏赐给大臣。康熙帝则爱好书法，喜欢给大臣赏赐御笔，这一时期的御赐印，基本上以康熙帝御赐翰墨为主。
二、清代中期
雍正朝（1723—1736）御赐印现在所见实物不多，虽然雍正帝也擅书法，甚至有学者认为其书法不在乾隆帝之下，不过雍正帝却不甚喜爱给臣工书赐堂号，而是喜爱赏赐牌匾等。
康熙、雍正时期官至侍郎的王图炳（1668—1743）有一方“御赐清华品望”椭圆形双龙阳文印，属于较罕见的雍正帝御赐印。王图炳的故里为娄县，即今上海华亭一带，据乾隆《娄县志》卷首《宸翰志》记载：
御书“清华品望”四大字，雍正元年十月初五日，赐国子监祭酒臣王图炳。
御书“清华品望”四大字，雍正元年十月初五日，赐国子监祭酒臣王图炳。
“清华”在清代通常指代翰林院，王图炳是翰林出身，父亲也是太常博士，这四字赏赐可谓妥帖。
乾隆朝是一个文化盛世，乾隆帝自幼在祖父的影响下学习汉文和书法，功力湛深，不管论者是否喜欢乾隆帝的“御笔”书风，乾隆帝的书法功力是不容置疑的，即使写上千字的长卷作品，他都能够以统一平稳的行书完成，丝毫不见懈怠。
但并非所有的大臣都能够得到皇帝御赐墨宝，御制诗文酬唱更是难如登天。康乾时期，皇帝对于士大夫的管制又达到空前的严密程度，士大夫对于“御赐”的念想也空前高涨。乾隆时期，出现了并非由御赐书法而刊刻的印章，可以沈德潜（1673—1769）的一方椭圆形印（图3）作为代表。
◎ 图3 沈德潜用“御题学有本原”印
这方印形制与前述清初御赐印基本相同，篆书阳文，上方横读“御题”二字，下方竖读“学有本原”，左右各有一螭龙绕护。按此处的“学有本原”，从文意即可知不是匾额一类的内容。沈德潜出身博学鸿词，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不过他似乎没有得到过乾隆帝的御笔赏赐，这印文其实是抄自乾隆十四年（1749）的一道上谕：
上谕：圣贤之学，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之中，经术其根底也，词章其枝叶也……近者侍郎沈德潜，学有本原，虽未可遽目为巨儒，收明经致用之效，而视獭祭为工，剪彩为丽者，迥不侔矣。
上谕：圣贤之学，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之中，经术其根底也，词章其枝叶也……近者侍郎沈德潜，学有本原，虽未可遽目为巨儒，收明经致用之效，而视獭祭为工，剪彩为丽者，迥不侔矣。
这段话原意是乾隆帝对士子发出训诫，言及翰林的初心乃是学圣贤的“本原”，不要将细枝末节的词章之学作为重点，并且以沈德潜作为范例。沈德潜是一个善于揣摩上意的大臣，他甚至到了退隐之后，仍然向南巡的皇帝献诗以求博得欢心，他将这段上谕中的话语摘录成印章，无疑是一种阿谀姿态，例如我们可以在《石渠宝笈三编》中找到沈氏在晚年所作题跋，就使用了这枚印章。
将皇帝御赐的话语镌刻印章，并非清代人的首创，迄今发现最早的实例，是明代末年的名臣徐汧（1597—1645，字九一，苏州人，崇祯翰林）。徐汧有一方长方形的印章（图4），朱文，上方右读为“玉音”二字，下方竖读“才华本于节义”，实例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明朱集璜录《睢阳五老图题跋册》跋。此跋作于明崇祯甲戌（1634），可见在明代后期，将皇帝的话语刻成印章已经具备雏形。
◎ 图4 徐汧用 “玉音才华本于节义”印
考“才华本于节义”，其实并非崇祯帝亲口所言，事见《启祯野乘二集》的《徐学士传》：
（徐）选庶吉士，授检讨，制词有“才华本于节义，知非吸露春葩，若忠孝结为性情，可许凌霜冬栢”。
（徐）选庶吉士，授检讨，制词有“才华本于节义，知非吸露春葩，若忠孝结为性情，可许凌霜冬栢”。
从引文看，这段话其实是徐汧在获得翰林院检讨（从七品）的诰命上摘录下来的一段。明清的诰命大都是内阁中办事人所起草的，用骈文形式写成，名义上是皇帝的话语而已。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最迟在晚明，炫耀皇帝颁赐以至刻印纪恩，已经俨然成风。乾隆十四年（1749）的这份上谕，虽然不能确定是高宗御笔亲自部署，但是作为清代最早发现的引用御制文作印章的实例，则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乾隆朝还出现了将皇帝所赐的物件刻印纪念风气。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南巡杭州，法喜寺方丈明中接驾，得到乾隆帝赐紫袈裟。虽然是方外之人，明中和尚颇以此为荣，刻了一方有双龙绕护的阳文“赐紫沙门”印以示纪念。“沙门”是梵文和尚之意，“赐紫沙门”是唐代已有的一种用于出家人的身份头衔。唐代皇帝多崇佛，赏赐紫金袈裟为常有的仪式，清代却极少对汉人高僧施这种赏赐，所以明中和尚获得袈裟之后，特制此印以示恩荣。
三、清代后期至近代
乾隆之后，嘉庆、道光两朝皇帝对于书法兴趣渐减，其后的几朝帝王更是如此。不过御赐印的风气却并没有因此稍减，反而因为制度的松弛，增加了不少新的面貌。
道光朝的御赐印，可以戴熙（1801—1860）的一方印为例（图5），戴熙在早期作为道光的南书房侍从，因其画山水的功力颇得赏识，他有一方长方双龙印“玉音古雅”，即为纪念道光帝对他的山水评价而制。这方印线条方整，已经显现出当时流行的浙派篆刻风味。戴熙是杭州人，与西泠早期名家多有交往，这方印的浙派线条已经揭示了清代御赐印从早中期的工艺篆刻转向追求金石味。
◎ 图5 戴熙用 “玉音古雅”印
咸丰朝时间较短，且多处于战乱之中，御赐印实例较罕见，大儒俞樾有一方常用印（图6），为椭圆形，从边上的双龙即可知为御赐印，上方竖排四字“先皇天语”，下方双行四字朱文“写作俱佳”。按俞樾自己的记载，这是他从同僚英桂（字香岩）处听来的一段引用咸丰帝的话：
文宗显皇帝召见，有“俞樾写作俱佳，人颇聪明”之谕。
文宗显皇帝召见，有“俞樾写作俱佳，人颇聪明”之谕。
◎ 图6 俞樾用“纶音殚心著述”印
俞樾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其实咸丰帝已经在热河驾崩，所以印文上写的是“先皇天语”。同治帝年少宾天，留下的御赐印未有发现。不过同治、光绪两朝，则是清代礼制崩坏的时期，体现在朝廷经过大量的战争和赔款之后，已经国库空虚，这两朝开创了贩卖官爵的口子，即所谓“捐官”，即使是普通商人也可以通过向户部捐献一定数量的金钱，获得相应的爵位（不是实授官职，只是一个相应的虚衔）。这些爵位虽然只是虚的，却使很多之前一辈子没穿过顶戴花翎的商人能过上一把官瘾。当然这些买来的官阶最高仅限于二品资政大夫，买来的官也不太可能获得面见皇帝的机会，遑论获得御赐珍物。不过朝廷既然优待了富商，同时必须笼络正途的官员，所以皇帝和太后经常以各种赏赐作为额外的手段，其中御赐书匾风气又重新兴起。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都有过多次这种举动，甚至香港东华医院因多次给内地灾区捐款，都能获得光绪御书匾额“万物咸利”的恩赐。其他翰林官更加容易获得赏赐，即使是普通的南书房翰林编修（正七品）也能得到御书颁赏。回看之前在乾隆朝，即使是贵为侍郎也不一定能获得的荣耀，在这时期已是“身价大跌”了。
宣统朝虽然只有三年，不过这时期的御赐可谓层出不穷，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之后，逊帝将朝廷的东西变卖之余，也将不值钱的茶叶、丝绸等作为赏赐，笼络忠于清室的遗民。王国维的讣告中，就出现了“御赐普洱茶”的记载。民国时期商人获得赏赐更是普遍，著名的例子如南浔嘉业堂主人刘承干的书斋“嘉业堂”，就是以溥仪书赐的“钦若嘉业”四字命名。这方金龙匾额至今仍高挂在书楼上，嘉业堂的芳邻庞莱臣家族也获得了溥仪的“讲信修睦”书匾。
光绪朝最后一科的翰林高振霄（1877—1956）常用一方长方形的朱文印“帝询坚苦”（图7），笔者向其哲嗣高式熊老师请教缘由，高老师哈哈一笑，说是其父亲听溥仪向身边一个遗老打听其近况，对方回复皇上说高振霄很清贫，溥仪点头云云。这则问答中有趣的是，逊帝只是问了一句，连回话都没有，却也可以使遗民将之作为“御赐”的一种表现形式。笔者在近代著名学者梁方仲（1908—1970）的家中见到一方御赐印（图8），文为“恩赏文绮”，乃是梁方仲父亲梁广照（1877—1956）所常用之印。梁广照曾经在逊帝手下做过一些文书工作，获得过丝绸的赏赐，这可算是最微末的“皇恩”，虽然外面的世界已经改变，但在遗民之中也足以自豪。
民国之后，随着时代风气变迁，御赐印自然也不再使用，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依稀还能见到像陈云诰、商衍鎏等偶尔还在用这些印章。现代学者之中，笔者看到朱家溍（1914—2003）在书法作品中偶尔使用一方椭圆形的双龙“御赐介祉堂”印章，这是纪念其祖先朱凤标（1800—1873）曾经获得道光帝御笔书赐“台衡介祉”匾额，并将其在北京东交民巷的住所题为“介祉堂”，这可算是御赐印在当代的一抹遗痕了。
四、御赐印的形式与流变
清代御赐印若以广义的概念，即包括正式赏赐官印和大臣自刻的印章而论，在正式文献中并没有规定，因此其形制和文字各时期有所不同，不过总体而言，变化不算太大。
从形状上看，除了顺治帝御赐的大方银质官印之外，其余大部分都是长方形或者椭圆形的，小部分为正方形的。比例上以长方形居多，椭圆次之。长方印则分为两部分，上部为恩荣词，下部为内容。明代御赐的很多是官印，明代人会在官印上方用墨笔写上“御赐”字样，而清代则多数将这些词刻在印面上。
恩荣词可以细分为很多种，清代早期到中期，最常见的多为“御赐”“御题”，这两种表示曾经蒙皇帝赏赐御书或者匾额。如果有特别的恩赐，又可以用“御铭”等，例如清初隶书名家万经（1659—1741）因曾蒙康熙帝亲撰《寿古斋铭》而刊“御铭寿古斋”椭圆印（图9），表示皇帝亲自撰文，无疑比书法更为郑重其事。恩荣词目前所见种类包括：玉音，如陈鹏年“玉音托意渔樵”印；御音，如董邦达“御音：儒臣文笔”印（图10）；御墨，如查昇“御墨高松”印。以上仅举少数常见的例子，但是御赐印也经常出现不带恩荣字样的，例如王翚（1632—1717）有双龙绕护的“山水清晖”朱文方印（图11），这是他为康熙帝南巡绘图所获得的御笔书匾额。又如清初著名的大家族海宁陈家，陈邦彦（1678—1752）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得御笔题赐“春晖堂”匾额，后刊“春晖堂”小长方印，这方印既没有双龙，也没有恩荣字样，与普通的书斋闲章外观完全一样，属于清初罕见的御赐印特例。
清中晚期起，御赐的内容更为五花八门，很多印章都舍去了恩荣词的部分，例如前述明中和尚的“赐紫沙门”，若改为“御赐紫金袈裟”似乎略微显摆，有失出家人的风范，用前代已有的“赐紫沙门”则更为古雅。至于逊帝问询之词，赏赐一匹丝绸之类的，若再用“御问”“御赐”则更显尴尬了。
◎ 图12 刘墉用“御赐仙舫”印
御赐印的一个特征，是以双龙纹绕护，本来以动物形体入印在汉印时期已有，如著名的“四灵印”即为显例。目前尚未发现明代有双龙装饰的实例，清代则是在康熙时期开始出现。前述明代末年徐汧所用的“玉音”印并没有双龙纹样，康熙中期尤侗所使用的“御题鹤栖堂”也不使用双龙装饰，而王翚的“山水清晖”则无御题字样，却有双龙环绕。可以推测，使用长方形或椭圆加上双龙纹样的普遍形式，是在康熙后期才逐渐普及的，雍正、乾隆时期成为普遍的式样，如刘墉（1719—1805）所使用的多方御赐印（图12）都是这种标准形式。双龙的样式也颇有变化，多数为两侧各雕一龙头向上者，称为升龙，不过也有见左侧为龙头朝下的降龙、右侧为升龙者，例如康熙朝王鸿绪（1645—1723）的“御题敬慎堂”印。又见有刻四龙装饰者，如雍正、乾隆时期蒋溥的“御赐揖翠堂”。
五、御赐印的钤用与实物
御赐印在清代使用甚为普遍，大凡受过皇帝恩赐的大臣，多数会敬谨刻制印章以作为引首印或者鉴藏印使用。前述顺治朝戴明说的一方银质大印，普遍见于其晚年作品，甚至给朋友题跋也使用这方大印。
现存的大量清代书画中，御赐印普遍钤于书法作品的右上角，作为引首，画作则多用于画幅上方，多数在右上角，少数用于正中（图13）。清末御赐印有时候比书画家自己的印章还大，尤其是民国时期清遗民的书法作品，在一小段题跋中也钤盖很大的御赐印，这是表明其遗民身份的重要标志。
◎ 图13 清代书画中御赐印的钤盖
有趣的是，御赐印不仅限于大臣们使用，在清宫中也被普遍使用。其中一个著名的实例（图14）是清世宗（雍正帝）尚为雍亲王时，江西的官员为了讨好他，专门为他烧造了一套白釉瓷印。这种瓷印烧造难度极高，稍一过火即开裂或者变形，瓷印面为清代宽边官印样式，正中为阳文“朗吟阁宝”四大字，与清宫现存多数清初玉玺印文相同，特别的是正上方的宽边上又用朱文刻了“御题”两字。此印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 图14 雍正帝未登基前所用 “御赐朗吟阁宝”瓷质印
朗吟阁在圆明园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这套印其中一方印文为“皇六子和硕雍亲王章”，可知这套印刻制之时，雍正帝还是皇子。“御题”是康熙帝的题字，据乾隆帝在其《朗吟阁诗》中的注解：“阁名犹皇考潜邸时所题也。”可见这种御赐印在宫廷中的使用与民间同等重要。
宫中使用的御赐印，有时候也并没有“御书”字样。例如乾隆帝所使用的一方闲章“深心托豪素”（图15），就是一方长方形朱文印，正中为竖排五字，只有左右两侧刻了一对升龙绕护。对清代宫史稍有涉猎者都知道，这是乾隆帝的书斋“养心殿”中“三希堂”的御书楹联，语句出自颜延之，既然是乾隆帝自己所写，又是自用闲章，与前述雍亲王的用印不同，自不必点出“御题”了。这里也可以看出即使在宫中，御赐印的使用也是很有规矩的。
◎ 图15 乾隆帝用“深心托豪素”印
御赐印的刊刻，由于偏重工艺性，故缺少金石韵味，且存世实物也很少，向来少有人论及。这种印章的特别之处，姑勿论篆书的线条，仅就“双龙”而言，一般金石家既不屑，又未必能刻得灵活生动。前引明中和尚的用印中，就出现了有趣的一幕。明中和尚与丁敬（1695—1765）为金石之交，丁敬曾为他刻过一方“赐紫沙门南屏明中”白文印，这方印充满了浙派的古朴韵味，与椭圆双龙“赐紫沙门”印明显有雅俗之别。当年笔者向高式熊老师询问高振霄太史“帝询坚苦”印的作者时，高老师回答：“名字忘了，没有什么名气。”
◎ 图16 钱人吉刊“玉音清芬世守”朱文双龙印
笔者在多年搜集资料中，发现了少量的御赐印实物，小斋藏有一方道光年间原印（图16），这是一方椭圆印（印石为长方形，下部磨作椭圆），上方为“玉音”朱文，下方为竖排“清芬世守”，两侧有双龙绕护。这是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第一次南巡时，看到钱陈群（1686—1774）的《夜纺授经图》，被其孝心感动御笔题赐的字句。印章上方边款为：“道光五年己酉夏六月，孙人吉恭镌。”可知属于本文开头提到的第三类御赐印。钱人吉名字不见于各种著录，除了知道他是钱陈群的孙子之外，没有可考的资料。另一方实物为前述梁方仲家属所藏的梁广照所用“恩尚文绮”朱文印，同样是双龙纹样的朱文印，无边款，以上两方印石材也接近，为普通的寿山石印。综合上述，可以得出结论这类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式的印章与官印一样，多数为民间匠师所制，金石名家参与的比例不高。不过作为清代印学史上的重要一环，并且在存世书画中频繁出现，对这类印章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1.李遇春.文物鉴定谈丛［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2.上海博物馆.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3.清高宗弘历．石渠宝笈三编［M］.嘉庆内府抄本，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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