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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5-16
61岁的好莱坞武打明星李连杰，11号登上山西忻州五台山拜文殊菩萨，在喇嘛庙菩萨顶参观火供仪式。
菩萨顶是满语音译，意为菩萨居所。这里的菩萨特指文殊菩萨，该庙大雄宝殿供奉的是这位菩萨。在佛教传说中，五台山（清凉山）是文殊菩萨居住的地方，被称作文殊菩萨道场。这个庙是五台山68个佛寺中最大的，在清代是皇家寺庙兼行宫。李还去了喇嘛庙五爷庙，是五台山最小的佛寺之一，大雄宝殿供奉的也是文殊菩萨。
五台山喇嘛庙很多，有的导游说有25座。在汉地各地喇嘛庙数量榜上排名第三。
排名第一的是北京。清代时有数十座。《理藩院则例》记载，重要的有32座。
北京有很多蒙古八旗子弟，蒙古人都信奉喇嘛教。还有更多的满洲八旗子弟，其中很多也信奉喇嘛教。有些喇嘛庙是蒙藏各地驻北京的代表处。
排名第二的是承德（热河），现存28座，最有名的是清帝夏宫（避暑山庄、承德离宫、热河行宫）边上的外八庙。这八个庙中，有些是清廷修建的皇家寺庙，有些是蒙藏官方修建的寺庙、王公和达赖喇嘛行宫和代表处。
热河并不比北京凉快，不适合北京人避暑，而清朝皇帝到哪儿长住（康熙和乾隆一年有约半年时间住在这儿），不是为了避暑，是为了和蒙古、西域和西藏的喇嘛教统治者的代表长谈，因为热河距离蒙疆藏要比北京近得多。
五台山上喇嘛庙多，是因为满清皇室和满人非常崇拜文殊菩萨。根据乾隆敕撰的《满洲源流考》，1635年后金第二个大汗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次年改国号为清，称帝）把族名诸申（女真）改为文殊的满语音译“满洲”（Menju），来自文殊菩萨（Maṅjuśrī）之名。
容易让人产生疑惑的是，后金/清的国教是萨满教（万物有灵教）而非喇嘛教，为何如此崇拜文殊菩萨？因为从努尔哈赤时期开始，女真人因为与疆域以西信奉喇嘛教的蒙古人频繁接触，受到了喇嘛教的深刻影响。
有记载显示努尔哈赤晚年出现了信奉佛教的迹象，除修建庙宇外，他还“手持念珠而数”，身边的“将胡”们则“颈系一条巾，巾末悬念珠而数之”，而这时挂他们颈上的念珠有可能就是日后清代独特的朝珠配饰的雏形。
迁都辽阳后，努尔哈赤在今辽阳老城小南门外修建了喇嘛庙，并于天命六年（1621）奉请乌斯藏（西藏）人囊素喇嘛至辽阳，大汗“陪坐设宴”，“赐以田庄，奉为国师白衣僧”，患病“旋为之医药，殁后修塔围运”。囊素喇嘛的“大喇嘛塔”至今仍存于此地。
老照片里的大喇嘛塔
清崇德三年（1638），为迎请元代国师八思巴喇嘛所铸的玛哈嘎拉金佛，皇太极在盛京兴修了清王朝第一座皇家寺院——莲花净土实胜寺，并模拟“曼陀罗”之规制陆续在盛京城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上修建了“四塔四寺”，打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盛开莲花之境域”。
随着统治者对佛教的逐步尊崇，来自西域的佛与佛法开始真正进入后金（清）的寻常百姓家。清初曾被流放宁古塔的文人方拱乾在其《绝域纪略》中称：“满人不知有佛，诵经而群伺而听，始而笑之。近则渐习而合掌，以拱立矣。”甚至在一些流传至今的满洲氏族家谱中也能找到对佛、菩萨进行祭祀的记载。
后金/清廷为拉拢蒙古贵族而实行的“满蒙联姻”策略，使得满清皇帝和王公迎娶了身为喇嘛教徒的蒙古贵族女儿。
努尔哈赤有两名蒙古嫔妃。
皇太极有一名蒙古族皇后和七名蒙古族嫔妃。其中的次西宫庄妃（科尔沁部斋桑之女木布木泰），儿子继承皇位，就是顺治帝。母因子贵，就是孝庄太后。
顺治有五名蒙古后妃。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就是博尔济吉特皇后。身为孝庄太后侄女的她，后来变成了清朝唯一的废后。还有一名妃子是科尔沁部亲王的女儿，养在宫里但早早就没了，后来才被追封为悼妃。顺治帝1653年废掉了博尔济吉特皇后，但是1654年就娶回来一对蒙古姐妹。一名是后来的孝惠皇后，另一名就是淑惠妃。
康熙有两名蒙古嫔妃。雍正没有。乾隆有三名蒙古嫔妃，还有一名蒙古旗人嫔妃。
清朝皇帝的蒙古嫔妃越来越少，是因为蒙古和西域安定，拉拢需要减少，但是王公还是迎娶较多蒙古贵族女儿，而且皇帝和王公女儿远嫁蒙古贵族增加了。
回头再说说满洲（文殊）这个名称。这原是族名，简称为“满”，但是现代人一般只觉得它是地名，原因之一是带了个地名通名“洲”。
满洲从族名引申出地名，始于1800年左右。日本的地理学家桂川甫周或高桥景保从族名“满洲”引申出了“満州（Manshū）”一词，作为地名，来称谓从山海关到黑龙江口这个气候、人文、自然景观都明显不同于中国关内的地理单元。日制地图被西方人带回欧洲的时候，日语“満州（Manshū）”被转化为“Manchuria（满洲利亚）”，因为这个名称能比较清晰的表达出当时上述地区的民族性和历史性，即满洲利亚是满人（意指旗人）的祖居地和清王朝的发源地，西方地理学家遂用“Manchuria”取代或细化了之前常用的“Chinese Tartary（中属鞑靼利亚）”等比较宽泛笼统的名称。
1806年的Chinese Tartary地图
鞑靼利亚原指从里海到日本海之间的游牧民族地区，欧洲人不加区分的把该地区所有游牧民族等蛮族统称为鞑靼人，到了18世纪初受来华传教士著作的影响，“鞑靼人”被用来指代满人，长城以外的地区被称为“中属鞑靼利亚”，而“China”的范围则被狭义到长城以内的汉地，待China”意义扩展到整个大清帝国，长城以内的汉地又被称为“China Proper”，即“中国本部”。
清朝官方对龙兴之地的正式称谓是“关东、关外”及后来出现的“东三省”，当19世纪后半叶Manchuria（译为“满洲”，省略了利亚）这个名词又传回清朝之后，官方对把“满洲”做为关外的地名是排斥的，因为它突出了关外不同于关内的民族性。在1896年李鸿章出使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同意其修筑横穿关外的铁路的时候，俄国拟将该铁路称为“满洲铁路”，这遭到了李鸿章的强烈反对，坚持“必须名曰‘大清东省铁路’，若名为‘满洲铁路’，即须取消允给之应需地亩权”。后来该铁路被正式定名为“大清东省铁路”，又称东清铁路（清亡后称中东铁路，即中国东省铁路）。
“满洲”作为地名被普及，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清末革命党关系很大。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民族主义（舶来的民族主义将华夷之辩重新包装），反清檄文与大佬语录动辄号召“汉人、汉族、十八省豪杰”驱逐“满洲鞑子、满奴、满贼、异种、外国人”，光复长城以内十八行省重建中华，所以武昌起义打出的旗帜也是十八星旗。十八省以外在同盟会眼中都是不属于中华的异族鞑虏之地（1912年春季已经就任大总统的孙中山还有把满洲租让给日本换取1000万日元经费的活动），所以“满洲”一词经过反清革命的推波助澜，在清末民初成为与“关东、关外、东三省”混用的地名。